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和发展进程，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个对全球先进经验与知识的学习借鉴、消化吸收直至转化创新的过程。而决策咨询体制的建立，科学学、软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一批带有智库性质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的出现，在这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三五规划明确了以创新为引领的五大发展理念，标志着中国将在“全球创新共识”的大背景下提出中国观点，提供中国方案，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贡献中国智慧。

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关注到了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智库的发展问题，但多为现状总结或宏观发展战略的研究。在中国致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与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下，在全球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展面临重大挑战，亟需提供创新性解决方案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科技创新（政策）智库应当如何应对上述宏大命题，实现自身的超越与发展，需要深入思考和探索实践。

1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与科技政策体系演变历程回顾——中国科技创新智库成长的时代背景

过去30年来，中国科技创新领域重大政策的出台均伴随着体制改革，据此，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

科技政策体系初创期（1985-1995年），1985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拉开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幕。拨款制度、组织结构、人事制度、分配制度改革相继推出，主要科技计划和科学基金设立，竞争性拨款制度确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条例，着重于引进合同研究和技术市场，强调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被空前调动起来。

科技政策体系成型期（1995-2006年），1995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发布，科技计划格局基本形成，资源布局进一步向优势机构和大型项目集中。1999年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发布，着力推动科技与产业相结合，科研院所转制全面启动，高新区蓬勃发展，风险投资与资本市场作用显现，科技体制改革与政策体系建设迈入新阶段。2000年特别是2003年之后，在加入世贸组织，面临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提出自主创新，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

深化发展期(2006-2015），以2006年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和配套政策颁布实施为标志，明确提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型国家发展目标，在政策范式上实现了从科技政策体系向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转变。以配套政策为例，相较科技投入、技术转移等传统科技政策，财税、金融、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人才政策等占到更大比重。

创新发展期（2015年至今），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发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出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实施。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召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颁布，“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体制改革进入“破旧立新”的新阶段，以科技计划管理体制、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体制、科技成果转化和收入分配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创新取代科技成为更重要的关键词，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支撑创新的生态体系，成为科技与创新政策体系建设的主要着力点，创新发展理念“嵌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政策当中，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

2 对科学、技术与创新活动认识的逐步深化——中国科技创新智库成长的现实道路

在中国，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学科如科学学、软科学等，其学科建立与发展一方面体现为对科技体制改革重大需求与挑战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在实质上推动了以相关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专家队伍为主体的政策咨询体系的建立。根据美国学者的认识，科技政策一方面体现为政府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则涉及到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科技议题。而在中国，这两类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离不开相关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科技创新、特别是政策研究机构的作用发挥。

2.1 科学学研究：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重新认识

科学学（Science of Science）作为一门学科，其理论源头来自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西方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史、科学哲学等一系列学科。一方面，科技、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需求推动了思想认识的深化。1978年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的讲话中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 等一系列重要命题。“科学的春天”带来了思想繁荣，推动了学科发展。1980年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成立，1982年科学学和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全国范围内涌现出一批科学学研究机构、人才和队伍。另一方面，正如吴明瑜先生在《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一书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科学技术战线所有重要的改革措施，几乎都是和科学学的研究工作分不开的” 。工业园区，“创新”，新技术革命，新产业革命等概念的引入和提出莫不如此，产生了深远的政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