牲畜都有自己的语言。

人们一般知道的是最简单的，比如牛的哞哞，狗的汪汪，猫的咪咪，羊的咩咩，鸡的咯咯，鸭的嘎嘎等等。

而猪呢？人们很少听过的语言，人们听得多的，一是杀过年猪时，猪的惨叫，“嗷嗷”的，撕心裂肺。二是小猪仔时，它们的叫唤是“嗯嗯"。

其实，猪的语言丰富着呢。有哼，有嗯，有嗷，有哄，等等。

我们生产队，有一个人懂猪语，他叫刘三强，但命一点也不强，是被管制的“四类分子”。说他有啥错呢？一点也没有。都怪他父亲，解放前当过伪乡长，把自己才十五岁的儿子，弄成了伪乡丁。所以，“清理阶级队伍"时，父子俩成了不折不扣的坏人。父亲已死，儿子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生产队负责养猪。

那时候，生产队集体养牛、养猪，曾经搞得轰轰烈烈。美其名曰壮大集体经济。

养猪场设在一个叫停丧坪的地方，有三四亩宽，生产队修了简易的房子，然后用原木和石条子，做了很多眼猪圈。

大约有七八十头猪，除了这个叫刘三强的人，还有十来个老弱病残、无法下地干活的人。那年代，人人都得劳动，真正体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做不了重活，那就干轻活。养猪，就算是轻活。

那时候，不兴喂饲料，所以喂猪的主要饲料是野生的猪草，萝卜呵、胡豆苗呵、红苕藤呵，拌以少量的糠、麦麸、玉米皮等等。

刘三强是这群人中，最懂猪语的。他能和猪交谈。比如，一头猪病了，那时的猪瘟并不多，主要是蛔虫，刘三强能从猪的哼声中听出，这猪得的啥病。然后从山上采回草草根根，煮汤药，给猪灌下，打下蛔虫，不隔两天，猪就正常了。这药方子现在仍在农村流行，就是用苦楝树的叶子，加上肺经草、甘草等等。

刘三强给猪灌药，还要边说话，像对人一样劝：猪呵，喝了药，病就好，人们常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活一天是一天呵，活着总比死了好呵，虽然迟早要挨一刀。

人们当然厌恶他的猪语，特别是些“成分好”的人，心里还十分鄙视刘三强。

好在刘三强本人，特别的勤劳，在养猪场，做最脏的活，干最累的事，得最少的工分。因为人们怕惹麻烦，一般也不和他说话。

他也不敢主动和贫下中农们说话，怕给自己惹麻烦。于是，和猪说话，成了他天天的功课。全场的几十头猪，偏偏奇怪，最愿意和刘三强打交道。甚至听到了他的脚步声，狂躁的猪们，也会平静下来。

集体养猪，最终没有成功。当然不是刘三强的错，是因为集体的，尽心尽力的人少。加上人们吃不饱饭的年代，能少动就少动，结果不到三年，养猪场就垮了。“斗私批修"，实效甚微。

土地下户后，刘三强开始了个人养猪。起初就几头，后来十多头，再后来一百多头，成了养猪专业户。因为他懂猪语，他养的猪，很少死的，头几年，的的确确赚钱。可是，后来别人用专用的猪饲料，加什么催壮催肥的药，刘三强的猪，要一年才能出栏，别人的猪，七个月出栏。这下，刘三强不得不在竞争中失败，于是不再养猪。即使养，也就一头两头，自己吃，不出售。

可是，刘三强的一头两头猪肉，大家却喜欢，争相找他购买。

当然大家心里明白为什么。

后来，刘三强一头猪也不喂了。县上搞民间文艺的老凡，听说刘三强懂猪语，就来采访，可刘三强拒绝。后来，被老凡缠不过，就直说了——那时人们都不理我，我也不敢和其他人说话，我只能和猪说话呵！

老凡目瞪口呆，接着潸然泪下。当年，老凡戴着“搞封建主义的帽子”，被打成了“右派”，在齐跃山的一个林场，待了十多年。那时候，也没有人和他说话，他就和树说，和草说，和鸟说，甚至对野蜂子说。

世界上最难忍受的，不是伤痛，而是寂寞。

老凡和刘三强合影，写了篇报道发表在县报上，题目叫：《一个被迫懂猪语的人》。居然有人推荐给了《读者文摘·乡土版》，被选登了。

老凡万万没有想到，搞了几十年的文艺工作，最后出彩的竟然是篇新闻报道。

只有刘三强很平静，就像他生活的这片土地，永远波澜不惊。至于什么猪语，他一概不承认他懂。如果有人问，他反诘：人，只能懂人语呵，怎么会懂猪语呢？

牲畜都有自己的语言。

人们一般知道的是最简单的，比如牛的哞哞，狗的汪汪，猫的咪咪，羊的咩咩，鸡的咯咯，鸭的嘎嘎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