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标志性的理念

马克斯·韦伯可以说是一位能以社会学家的身份进入顶级思想史的罕见人物了，因为他提出的某些原创性理念具有如此深刻的思想内涵，足以让人们不仅在过去的一百年、而且在未来的几百年都必须认真思索却没法绕过去，其中尤其值得严肃对待的就是“科学祛魅”和“现代化即理性化”两大洞见。这两个对他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理念之间也存在若干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有鉴于此，我们对这次著名讲演发表一百周年的最好纪念，或许就是努力澄清韦伯是由于什么缘故才让这两个凝结着他的创新心血的深度理念陷入了逻辑上不自洽、实践中会自败的窘境，然后再通过克服其悖论、发扬其精华的途径，使他凭借这两个理念做出的原创性贡献能够不被磨灭地与人类同在。

本来，在德国诗人席勒那里，所谓“祛魅”的原初内涵主要是指，在西方文化中，自从基督宗教里作为唯一神的上帝出现之后，古希腊神话里焕发着爱与美之魅惑的众神便逐渐隐退了，生气勃勃、充满欢乐的世界变得黯然失色、灰暗冷漠。〔1〕韦伯则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于文学艺术中这个原创性的炫美意象做出了新的解读，一方面让科学承担起了“为世界祛魅”的头号使命，另一方面又让在席勒那里作为祛魅主体的基督宗教也变成了科学祛魅的重要对象(虽然他并不否认基督宗教尤其新教也有祛除巫术魅惑的功能)，结果赋予了“祛魅”概念以新的语义，不仅把它说成是人类历史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型的标志性特征，而且还因此让它构成了自己试图阐释现代化进程何以会在西方世界率先展开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理念之一。

进一步看，在韦伯的具体阐释中，“祛魅”概念又是通过“科学”概念与“理性化”或“理智化”的概念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在1920年亦即去世那一年撰写的一篇总结性的导论里，韦伯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为什么只有西方文明才能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问题，然后紧接着就把答案归结到了只有在西方历史上才得到了长足发展的理性化科学那里(其中既包括了自然科学，也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亦即韦伯说的“文化科学”)，一方面指出非西方科学缺乏西方科学的那种理性化的概念体系，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了理性化的科学精神通过种种渠道对于西方社会的高等教育、法律规章、宗教信仰乃至音乐建筑的全方位渗透，最终得出结论说：“在以上所有情况中，涉及到的都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2〕而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发表于1904—1905年间的久负盛名的代表作里，韦伯也在分析基督新教理性化伦理观与现代化经济生活的复杂关联时以类似的口吻声称：“宗教发展的这种把巫术魅惑从世界中清除出去的伟大进程, 开端于古老的希伯来先知们，然后又与希腊人的科学思想相结合，把所有以魔法手段追求拯救的做法都当成了迷信和罪恶加以摒弃，在此达到了它的逻辑终点。”〔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显然有理由说，韦伯的“现代化即理性化”理念其实是从“科学祛魅”的理念那里合乎逻辑地推演出来的，因为他把“理性化”看成是“科学”能够通过“祛魅”效应促使人类历史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主要就是由于这一缘故，今天人们在解读韦伯的这两个标志性理念时，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把“祛魅”的主体从“科学”转换成了“理性”，甚至干脆将它直接理解为“理性祛除魅惑”，以致“科学”这个原初的主体反倒在鹊巢鸠占中变得隐而不显了。〔4〕

毫不奇怪，韦伯在去世前一年发表“以科学为业”的著名讲演时，很自然地把自己的这两个原创性理念一以贯之地和盘托出了：“科学进步是理智化进程的一小部分，但同时也是它的最重要部分。……人们再也不用像那些相信这类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世界或祈求神灵去诉诸巫术了。技术和计算取代了它们为我们效力，而这实际上也就是理智化对于我们的首要意义。”〔5〕不难看出，韦伯在此一方面清晰地指出了科学进步只是理智化进程的一小部分，另一方面又同样清晰地主张：现代科学具有的祛除魅惑、促成现代化的“最重要”功能，应当首先归功于它的理智化特征。于是，足以与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相媲美，韦伯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语也精辟地展现了科学知识推动人类历史进入现代发展阶段的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当然，部分地由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部分地由于当时流行的对于科学价值的消极评判，韦伯在这场讲演里又试图“辩证”地指出这种理性化的科学祛魅给人类世界带来的负面效应：“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性化、理智化、特别是为世界祛魅的特征，它的宿命就是那些最高贵的终极价值从公共生活里逐渐销声匿迹了，或是遁入了神秘生活的隐晦领域，或是转化为个体交往的直接友爱。”〔6〕无需细说，这段话以及相关的论证同样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韦伯十几年前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处谈到的那个经由“现代化即理性化”的祛魅机制打造出来的机械麻木僵化、匮乏人际情感、没有心灵魅力、缺失终极关怀的冷冰冰“铁笼”，〔7〕从而再次体现出这位思想家在基本观点上的前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