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期是中国古代小说蓬勃发展的时代。作为这个时代涌现的代表，《镜花缘》是一部颇为传奇，也颇有趣味的小说。正如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评价“以小说见才学者”[1]，李汝珍利用博闻广识的优势，结合丰富的想象，创作了一部奇幻的海外游记，可谓“东方的《格列佛游记》”。

作者身处康雍乾盛世，这时国势强盛、政权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知识分子思想活跃。《镜花缘》代表了作者对理想和人生世事的看法，也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萌芽时期的市民意识的集中体现[2]。

书中描写的唐敖、林之洋、多九公三人，在海外经历了几十个千奇百怪的国家。李汝珍写这些游历各国的故事，极富想象力。

比如“无肠国”，吃了饭立即变成大便排泄了出来；又如“大人国”,那里的人脚下有云，高尚的人，其云五彩，做了亏心事的人，便脚现黑云；有“人鱼”，“上身宛似妇人，下身仍是鱼形”，和西欧的“美人鱼”的相像不谋而合；有“深目国”，人目生在手掌上面；有“小人国”，大人“都是身长不满一尺，那些儿童，只得四寸之长。……诡诈异常”；有“两面国”，一人有两面，一是“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一是“鼠眼鹰鼻，满面横肉”。

虽然是异国奇闻，却处处可见到其身处的文化社会生活的影射。可以说，李如珍利用丰富的想象，依托千奇百怪的“海外奇遇”，将一种种特定的人格赋予给每一位社会成员，使其上升为特定的“国格”或国民性，这也是市民意识的一种放大而夸张的反应。

作为自明晚期反映市民生活的白话小说的发展和延续，《镜花缘》体现出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之后所展现出的风俗人情与市民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微妙变化，反映出了与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动相适应,城市中也出现了一种与传统儒家文化有所不同的市民文化[3]。

比如本书第二十三回，讲多九公、唐敖、林之洋三人，游历到淑士国时，林之洋向人吹牛，说他不但精通《老子》，还精通《少子》。别人听了愕然，请教他《少子》是怎样的一部书，他只好硬编了一段话说：“这部《少子》，乃圣朝太平之世出的，是俺天朝读书人做的。—这人就是老子后裔。老子做的道德经，讲的都是元虚奥妙。

这《少子》“随以游戏为事，却暗写劝善之意，不外‘讽人之旨’，上面载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无一不备；还有各样灯谜，诸般酒会，以及双陆、马、射鹄、蹴球、门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件件都可解得睡魔，也可以令人喷饭。”其中，林之洋说“少子”的作书人“是老子后裔”，李汝珍其实就是在指他自己。

言及这些门类众多的游戏，是明清白话小说的一个代表性的进步，也是市民阶层生活的丰富展示与市民意识的再一次表露。

作为市民意识的一种延伸，女权意识也在《镜花缘》中得到了反映。与《西游记》中的“女儿国”不同，李汝珍用更加超脱的想象力，大胆地描写了一个与当时的男性中心社会完全相反的女性中心社会。那里，做皇帝的是女人，做事情的是女人，男人则在家里理家务。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林之洋竟被国王看上了。要他去做“贵妃”：

“……有几个宫娥把林之洋带至一座楼上，……许多宫娥跑上来，都口呼“娘娘”，磕头叩喜。……换了袄裤，穿了衫裙；把那一双“大金莲”暂且穿了绫袜；头上梳了鬏儿，擦了许多头油，戴上凤钗；擦了一脸香粉，又把嘴唇染得通红；手上戴了戒指，腕上戴了金镯……等选了吉日，就要进宫。（第三十三回）

“……林之洋两只“金莲”，被众宫人今日也缠，明日也缠，并用药水薰洗，未及半月，已将脚面弯曲曲折作两段，十趾俱已腐烂，日日鲜血淋漓。……向众宫娥道：‘你们快些动手，越叫俺早死，俺越感激！只求越快越好！’……”(第三十四回)。

林之洋的遭遇，看来固然颇为滑稽，但这是反面文章，它的相反一面，便是几千年积习如斯的男性中心社会。这即是他对旧社会男女太不平等的制度之抨击，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壮大，其独立意识的发展与反映。

除此以外，李汝珍的小说中还在很多地方体现了尊重女性的思想[4]，“镜花缘”就是以百花之神降临人间，生为一百个才女，作为故事的线索。故事的背景，则是假借我国唯一女皇帝武则天的时代。全书第一部分叙述百花降凡，然后写到秀才唐敖因与徐敬业结拜兄弟，考中了探花，也被革去功名（徐敬业是唐室旧臣,武则天称帝后，他与骆宾王起兵反抗），于是唐敖和多久公、林之洋等到海外区玩，便游历了包括上面提到的“女儿国”等几十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