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作为一个具有重要的代表性的常用名词，其内涵和外延都极其广泛。对科学史研究尤其是科技与社会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很难绕过的核心词汇。以往学界对于“科学”一词的使用、词义的演变方面的研究很少，多数研究集中于对“科学”词义在清末西方科学技术传进国内的时期，切入点主要是“科学”取代“格致”的过程。杨文衡[1]、樊洪业[2]、王果明[3]、李双璧[4]、朱发建[5]、金观涛[6]、吴凤鸣[7]、周程[8]、肖朗[9]等学者对此都做过相关论述。

长期以来，不仅普通民众广泛存在对科学缺乏深入认识的情况，就是在各学界领域中，科技工作者往往在不同语境中对于“科学”词义的使用也是模糊的。比如说学术论文《“阴阳五行”并非不科学》[10]文中描述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否属于科学，《中国古代科学家历史分布的统计分析》[11]中外丹派道士的炼金术和炼丹术是否属于科学，这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此外还有大量与科学相关的衍生词汇，例如科学史、科学文化、科学社会、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在对这些学术名词进行探讨时，都绕不开“科学”。如果不对“科学”一词的基本义进行正本清源的话，那么对其衍生词汇的探讨就无从入手。例如，在很多语境中，“科学”经常指对的、正确的、真的、合理的、有道理的、好的、高级的（[12]，页3）。这种认知从百年前“科学”一词传入中国之时就存在，是时至今日都广泛存在的现象。但是，“正确”及其相似的概念从来都不是工具书中“科学”这个条目的一个义项，所以对“科学”释义做出论述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伴随着科学的影响力增长，“科学”逐渐变成了一个时髦的词汇，特别是出现了将“科学”在自然科学语境下的使用范式嫁接到人文、社会、哲学等领域，这种使用一方面扩大了“科学”的概念范围，另一方面使得科学成为棱模两可的概念，成为了一个空洞的指称，同时增加了公众的理解难度。

因此，只有将“科学”一词的释义变化进行系统归纳及深入辨析，才能在进一步探讨历史上的“科学”和当今的“科学”的理论话题时，研究更有效、更聚焦。本文通过结合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并参照一个世纪以来的大量比较权威的工具书中“科学”一词的义项，描绘出“科学”释义变化的发展过程。

一 影响“科学”释义的因素

“科学”一词释义变化的过程中受到语言、社会、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首先，作为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最活跃的一个要素，词汇在社会生活中越是处于活跃期，新词语出现或老词语“新用”的节奏就越快（[13]，页8）。“科学”一词从开始使用到大众化的过程跟中国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语言激烈变革的时期高度重合，所以势必受到语言学因素的影响，涉及到多种语言学相关理论。一是词汇义项的增加。一个词在最初的时候一般是单义词，在后来的使用当中为了满足交际的需要逐渐增加新的义项，而变成了多义词。二是词汇的系统性。在现代汉语理论中，一般把词义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系统性主要表现为每个义项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14]，页59）。三是名词、形容词兼类。在现代汉语中，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语言表达功能的要求日益增长，作为语言基本元素的词汇所肩负的任务也日益沉重，这种变化是一种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的语法手段。

其次，工具书的收录原则对“科学”释义的影响。从当代工具书的收录原则来看，多是获得社会公认的义项，得到了大量共识才被写入，具有一定权威性。然而，民国时期的工具书受制于当时的时代背景，词典编纂水平良莠不齐，没有很好的继承性。编纂者多为有留学背景的旧文人，但是缺乏语言学和理学背景。此外，语言类词典作为工具书，虽然本应采取“中立”立场，但由于不同辞书编纂宗旨不一，编纂者立场各异，语言工具书的编纂尤其是对其中社科类条目的编纂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思想倾向性（[15]，页8—9）。典型的例子有王云五系列词典的主编王云五，他的主业是出版业，同时也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其主导出版的词典便带有明显的思想倾向。而1949年以后出版的辞典的基于其官方性质，其收录原则更具稳定性，编纂团队更加专业形成了一定的词典学理论规范，同时更具有延续性。

最后，是当时的社会、历史事件对“科学”释义的影响，这一点将在后文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