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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马克斯·韦伯因大流感去世。一百年后，在疫情在全球仍旧蔓延的此刻，一群学者相约云端，于线上开展对马克斯·韦伯的纪念。

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不管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者、学生，还是广大读者，对这个名字都再熟悉不过。作为“欧洲文明之子”、现代社会科学主要奠基人、经典社会学三大家之一，从几乎是人文社会科学必读之书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被国际社会学协会评选为20世纪最重要社会学著作的《经济与社会》，韦伯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影响着我们对现代社会的理解与认识。

2020年6月14日，恰逢马克斯·韦伯百年忌辰，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与浙江大学社会学系邀请国内外知名学人与新秀，包括李猛

李猛

（北京大学）

、阎克文

阎克文

（浙江大学）

、渠敬东

渠敬东

、田耕

、冯仕政

冯仕政

（中国人民大学）

、郦菁

郦菁

、徐晓宏

（密歇根大学）

、董一格

（普及海湾大学）

、周雪光

周雪光

（斯坦福大学）

、张杨

（美利坚大学）

、周陆洋

（布朗大学）

和赵鼎新

赵鼎新

（芝加哥大学/浙江大学）

，在云上共思韦伯。对于韦伯的研究，百年来从未停止。过去的一百年，韦伯一直是我们思考现代社会与反思现代性的思想来源之一，他对于现代社会独到而富有见地的描述、解释甚至是预言，都是我们理解自身处境的重要依据。

在这一场学术对话中，无论是从韦伯著作本身展开论述，还是将韦伯思想与自身经验抑或是现实情境相结合，学者们都给出了极为精彩的展示。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在这些种种的悖谬与张力之间，我们应当如何处理韦伯的思想遗产，如何将韦伯的著作给出更多“在地”的论述，中国知识分子又应该何去何从，这些仍旧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此文经由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授权刊发。

李猛：从《新教伦理》的修订看韦伯对“政治”的理解

李猛教授列出《新教伦理》的两个版本——1904-1905《文库》版和1920修订于《宗教社会学》第一卷的版本，来比较论述韦伯思想的演变。

他首先指出在韦伯著作史研究中，《新教伦理》的处境十分尴尬：它不是韦伯成熟作品，按照学者的划分，韦伯著作与思想的成熟期是在1910年以后。一般读者会读到这本书的两个版本，所以常会用后来的文本来理解韦伯早期思想的发展脉络。在《宗教社会学》的结构中，《新教伦理》只是帮助理解主体内容的引子，而非成熟的作品。通过两个版本的比较来理解韦伯思想，在于可以借此看到韦伯成熟思想中最核心的要素——支配社会学，是如何从《新教伦理》的思想中发展出来的。

李猛认为，《新教伦理》与宗教社会学的核心主题——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是否关注政治和社会，相关修订的文本的例子遍布全书，可见政治取向和社会伦理在初版认为属于著作内容，在修订版中认为著作不关心这些内容。

发生这样的变化的原因在于，韦伯最初写《新教伦理》认为要研究一系列问题，但是后来计划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新教伦理》论述结构来看，除了第一章谈到社会阶级，主要内容围绕精神层面； 对比《儒教与道教》，韦伯分别论述了家产制国家、家产制国家的承载阶层、新教伦理类似的主题，这是典型的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方式。根据韦伯的方法论原则，修订是想寻找韦伯所谓“问题的思想关联”，需要解释的是，韦伯修订的不是文本，而是社会阶层、政治意涵与新教伦理的关系。比如韦伯在修订版中删掉了“自由”命题，原因在于他后期认为这样的命题不是他对于政治的理解，他强调宗教改革强化了宗教对于伦理生活的“支配”。

李猛最后总结道，这一变化的思路是从《新教伦理》到晚期支配社会学的核心线索，即意志对生活的统一。即韦伯对于政治和社会的理解从伦理理性化出发，重新建立对权力和支配的理解。